理想生活
文/陈鋆尧
李百舸,1999年生于湖南长沙,2016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2024年从同一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并作为职业艺术家开启他的创作历程。粗看李百舸近年的作品,他似乎有意借助曾在美术史上出现过的经典视觉范式辅助自己的创作表达,也总能利用那些范式精准地将观众带回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画面中的人物、色彩与构成不断唤起观众对于距离当下并不遥远的、横跨整个二十世纪的视觉文化记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风格、20世纪初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一战后兴起的法国现代旅行海报、欧洲与美国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时期的平面设计,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木版画,似乎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某种隐约的痕迹。当这些彼此相距甚远的艺术传统同时出现在这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时,一个比“影响”或“借鉴”更重要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是这些图像?为什么是在今天?
如果仅仅将李百舸理解为一位善于挪用现代主义风格的艺术家,那么上述这些联想大都会停留在风格学的层面。然而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宣传画、法国现代旅行海报、新艺术运动等线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连续的发展谱系,彼时它们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传播目的,却共享着一种更加根本的历史条件——它们共同诞生于现代印刷文化建构公共视觉经验的时代。因此,观看与理解李百舸作品的关键,不在于辨认他的作品更贴近哪一种风格的叙事,而在于理解他为何重新回到这些几乎已经退出当代艺术主流的图像传统之中。
李百舸的版画专业背景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入口。对于长期接受版画训练的艺术家而言,版画不仅是一种媒介,它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艺术家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克雷斯与范列文(Kress & 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曾提出,艺术媒介的范式会根本性地左右艺术家的观察视角与图像建构逻辑,而版画的创作特性则在于它让创作者始终聚焦于轮廓、边界、色层与图像复制间的内在关系,以至于基于版画的媒介观察首先意识到的不是光线、体积与透视关系,而是轮廓在何处收束、边界如何塑形,以及不同的色块间怎样彼此咬合、覆盖和叠印。在李百舸的作品中,空间不依赖传统透视建立深度,人物、植物、建筑与天空往往具有近乎相同的视觉重量,前景与背景彼此渗透,空间不再表现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理距离,取而代之的,是呈现为一种由图像关系构成的整体。由此,观者经常能在李百舸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近乎透明的空间体验,透明并非来自光线,而是来自色层之间持续不断的叠印所塑造的独特的空间构成方式。也正因如此,李百舸的作品虽然最终呈现为绘画,却始终保留着鲜明的印刷图像特征。
版画训练解释了李百舸作品中画面结构的构成逻辑,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这些结构如何唤起观众对于二十世纪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集体记忆?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核心论断,认为媒介形态本身会重塑人类的感知方式与社会传播范式,这一观点恰好可以解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印刷图像的整体变革:随着木板印刷、彩色套印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发展,图像褪去了精英艺术的专属属性,第一次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媒介,开始大量进驻街道、车站、报刊、广告牌等公共空间,成为大众生活中最主要的视觉消费与信息接收载体。以此为前提,图像必须能够被远距离阅读,被迅速识别,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信息的传递,这种公共传播属性的建立,随之推动二十世纪的印刷图像形成了一套统一且通用的视觉语法:凝练的色块、稳定均衡的构图、清晰利落的物象轮廓、压缩至扁平化的空间,以及最重要的——指向性明确的人物动态。这也便能解释,为何功能迥异的苏联政治宣传画与法国旅行商业海报,会拥有高度趋同的画面组织形式,因为它们首先不是政治图像,也不是商业图像,而是印刷图像。二者的核心属性首先是适配快速公共传播的印刷图像,其次才是承载政治或商业诉求的功能性图像,这正是李百舸的创作中所承袭的图像传统,也是集体记忆获得归属的来源所在。
媒介传播学者埃吕尔在宣传理论中提出,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输出会主动简化复杂的观念,将抽象的政治信条转化为直观的视觉符号,以此规避文字传播的门槛,快速作用于大众认知,这也解释了李百舸作品中始终保持着的、一种近似海报般干净利落的视觉质感与稳定的画面秩序。在李百舸的画面中,人物总是占据视觉的中心,轮廓鲜明且动作简洁,建筑、天空、花草水景等周遭景致也多被概括为大面积的规整色块,琐碎杂乱的现实细节不断被省略,画面肌理中几乎不存在偶然性的笔触,成为一种反复推敲后形成的克制、理性的视觉秩序。
李百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变中的张力,他的画中人物虽安静却并不消沉,虽停顿却并未迷失,他们拥有了现代社会能够提供的广阔选择,便不再执着于从中寻找一个单一的终极答案,也因此拥有了容纳个体真实经验的弹性,拥有了任何脚本都无法预先编排的生命体验,拥有了理想生活。